新城市主义下的多样性社区建设思考 | 海外观察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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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美国城市的郊区化、低密度蔓延和千城一面的现代主义设计模式成为美国学者和城市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简·雅各布斯成为当时“反规划”运动先锋，并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可以激发城市活力的城市规划理论。在此影响下，建筑师和规划师开始倡导用紧凑的、步行友好的发展模式来取代汽车依赖的蔓延式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了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设计思潮。1996年美国通过《新城市主义的宪章》，并提倡建设有标识性的、可持续的城市，构建充满活力的多样性社区。“传统邻里开发”（TND）、“公共交通导向的邻里开发”(TOD)两套模式，成为“新城市主义”社区开发的经典范式，在1980年代后的城市规划实践中获得了广泛应用，并形成了控制城市蔓延的社区规划设计路径，但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特别是在促进邻里多样性上，并未起到所倡导的成效。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新城市主义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研究，试图探讨“建设多样性社区”可行的路径和现实困境。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新城市主义宪章上的签名（图片来源：cnu.org）
社区概念的重心在于构建社区意识
“邻里社区”是新城市主义的基本要素，但又区别于传统的佩里邻里单元社区（由美国社会学家克拉伦斯·佩里提出）。它强调体现“传统规划元素”特征，提倡回归二战之前“美国小镇”风格的小街坊、人本尺度的街道和友好的前廊空间，同时也提倡土地高效和功能混合的利用，鼓励步行、利于公共交往、各阶层融合、高密度、紧凑的多样性社区。具体而言，社区内包含不同类型和价格的住房，以供不同经济层次的居民选择；适宜步行的社区环境和多样性的公共空间，可供不同年龄、种族及收入的人们使用和日常交流。新城市主义所提倡的这种社区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居住空间，更重要的通过设计手段在社区中产生一种由社会互动及社会关系连接而成的心理上的情感联系，形成一种社区意识。
增加社区活动的可能性，创造形成社区感觉的机会
城市史学家艾米莉·塔伦（Emily Talen）在社区意识和邻里形式的研究中提出：过去有很多试图通过物理设计的方式来建立社区意识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虽然空间设计可以促进居民互动和环境之间的联系，但是超越互动，走向社区意识的情感维度是需要社区居民同质性、富裕程度等多种中间介质决定的。新城市主义者也认为，社区意识不可能以任何简单的物理方式进行设计，建筑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变量，而且总是被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所覆盖。
虽然空间设计和社区意识的形成并不具有直接相关性，建成环境和社区意识之间的关系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新城市主义设计通过创造公共空间和鼓励各种商业服务，为社区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罗杰·阿尔布兰特（Roger Ahlbrandt）曾经对对匹兹堡的社区进行研究并证实：环境和设施质量与居民互动呈正相关。虽然大多数人为活动在社会碎片化（social fragmentation）的背景下超越了邻里边界，但多年的共同生活经历依旧可以使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在新西兰基督城的“基督城之家”（Christchurch House and Home）项目中，建成环境和公共意识之间的联系需要较长的时间，邻里之间才能变得非常紧密，并且需要充分的个人动机和共同活动。比如，他们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或者他们参与了同样的社会活动或俱乐部等。同时，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个体通过参与相同的群体或活动来建立联系[5]。所以居民在这一地区居住的时间越长，他们参加同样的活动的机率就越大。在此背景下，新城市主义通过增加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可能性，确实创造了他们建立联系和形成社区感觉的机会（如图1-1）。
图：1-1 社区意识的形成
位于马里兰州银泉市的银泉广场公共空间，根据马里兰州的精明增长政策实施，包括创建零售、娱乐、办公室、公共空间和多户住宅单元，以及四条充满活力的主要街道，这些街道既安全又适合步行。新城市主义设计通过创造银泉广场公共空间和鼓励各种商业服务，为社区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图片来源/cnu.org）
私人偏好和不完善的配套设施影响社区活动
理想的新城市主义设计能够支持社区活动并为人际交往提供空间基础，但是很多现实因素会影响最终的效果。首先，对私人空间有所偏好的居民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想法以一种与规划者的意图相反的方式改造和使用周围环境、更改新城市主义的最初设计。比如，佛罗里达州的海滨（Seaside），是第一个新城市主义设计的地产项目，曾倍受赞誉：所有的房子都设计了前廊，提供了一个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过渡和交往空间。但在后来，许多居民种植灌木来遮挡门廊以获得更多的私密空间, 有些居民还要求有后门廊，以俯瞰他们的后院，而不是面对房子前面的街道。在这类对隐私、安全以及类似需求和保护财产价值的愿望之下，海滨居民选择在街道上张贴标志以劝阻车辆从门前通过——尽管高通达性和道路选择多样性是设计之初的重要目标。居民们虽然希望能够与邻居有一定的互动，但是更希望能在私人生活中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seaside 社区（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seaside 社区鸟瞰（图片来源：cnu.org）
seaside 社区的前廊设计（图片来源：placemakers.com）
seaside 规划图（图片来源：cnu.org）
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新城市主义所提倡的半公共空间，或者其他一系列增加人们之间沟通活动的设计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物理形式的空间设计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影响假设会受到社会心理和文化偏好的影响。
其次，社区活动需要广泛而多样的配套服务来支持，如学校、零售商店和公共交通等，但新城市主义规划设计并不能保障设施的完整配套。比如，美国奥兰多市的“庆典城”（Celebration town）项目就因为未能成功地吸引到大型零售商，导致居民不得不开车走高速公路到大型商场采购杂货、家具等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 。新城市主义规划项目中配套完善、充满商业活力的街区及其提供的社会活动机会确实有助于社区意识的建设，但确保相关设施的提供是项目中非常重要却难以控制的因素。
庆典城（图片来源：cnu.org）
庆典城规划图（图片来源: Celebration FL）
促成社区文化多样性的思路
对于社区文化，多样性文化经常被主流文化所覆盖而变得沉默。基于对传统英美城市街区的怀旧意识，新城市主义运动下的许多发展模式，背后的理念往往是以英美文化为主导的社区思维。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市在墨西哥工薪阶层移民聚居区的内城项目（inner-city housing project），以交通引导土地开发（TOD）的模式确实体现了新城市主义的设计原则和效果，但却疏远了拉美文化和工薪阶层文化，盛兴的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文化与思想。另外，在美国亚特兰大的新城市规划项目中，种族人口随着项目进展也发生了变化，西班牙裔人口下降而白人人口显著增加。在文化多样性上，相比基于英美传统城镇的怀旧概念的城市设计模式，增加社区参与和沟通，才能在最终的设计中彰显和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多样性需求。
同时，根据调查显示，相比于混合居住的模式，人们更倾向于和同一种族一起生活。在加拿大万锦市（Markham），新城市主义设计倡导的多样性无法抗衡移民定居点的文化同质性倾向。移民对定居点的选择，更多的是受到之前的移民居住地形成的网络的影响，而与当地多样性的规划政策关系甚微。
圣安娜的复兴特别计划草案(图片来源：New Urbanism and the barrio)
社会经济多样性的限制与可能性
只有特定人群才能担负得起新城市主义思想下良好的住宅设计，最终造成社区的绅士化。因此，除了文化因素之外，住房成本也是导致社区同质化的重要因素。根据美国马里兰州的肯特兰兹、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附近的海港城、加州的西拉古纳以及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附近的南部村庄的住房价格调查结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采用新城市主义设计的住房，价格会提高约11%左右。此外，虽然正如新城市主义所说明的那样，混合功能的土地利用和相对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将降低交通成本，但在这些地理位置便利、交通方便的社区，住房价格是低收入家庭是无法负担的。因此，新城市主义作为一种复兴工具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带来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设计以及便利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更多地导致房价的提高，而非服务于低收入市场。因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旦缺少关于“可负担住房”（affordable housing）的讨论以及相关政策，居民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多样性几乎不可能达到。
肯特兰兹住宅建筑(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海港城住宅建筑形式(图片来源：cnu.org)
海港城规划（图片来源：cnu.org）
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附近Southern Village土地利用图（图片来源：Angles planning journal）
Southern Village（图片来源：Angles planning journal）
在美国，新城市主义项目下在建的3938个非常低收入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其中72%属于政府“希望六号”公共住房体系项目（HOPE VI program），该项目由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在1992年提出，是一个为了重新开发全国最贫困街区的公共住房项目。“希望六号”项目将公共住房纳入市中心街区，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此类住房所带有污名化的设计特征，避免了因为特定的标签而导致社会歧视，并将社会住房作为社区的组成部分，增加了社区的多样性。为了提高住房负担能力，新城市主义的倡导者们也在积极寻找与政府及NGO项目之间的合作。比如新城市主义大会与HUD建立的伙伴关系。
新城市主义下的低收入经济适用房：Westlawn花园社区，威斯康辛（图片来源：cnu.org）
新城市主义下的低收入经济适用房：Westlawn花园社区，威斯康辛。小巷停车场和人行道改善了社区的步行性。街道成为了公共空间，房屋与街道紧密相连，有门廊和阳台的设计。(图片来源：cnu.org)
NewHolly 社区，西雅图。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向西雅图住房管理局提供了一笔5000万美元的HOPE VI基金，旨在通过建设多用途、多样化的、充满活力的混合收入社区，重振美国陷入困境的住房项目。1997~2001年，Holly Park的871套单元被替换为1390套独户、联排别墅和公寓，西雅图住房管理局将Holly Park破旧的低收入住房社区改造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充满活力的混合收入社区NewHolly。(图片来源：cnu.org)
即便如此，在资本与市场驱动之下，在服务良好、步行友好的街区建设经济适用房很难实现。加拿大万锦市（Markham）的规划师、议员和发展行业代表都表示新城市主义规划项目在提供可负担住房这一目标上临很大挑战。因为这些项目的资金能力有限，无法通过降低房价以满足各种社会经济阶层的需求。此外，由于新城市主义提供了更好的居住环境，导致资本价值增加，相比之下可负担住房在其他地方可实现性更强。综上，实现营造混合收入的社区目标，无论对于新城市主义或者更普遍的混合收入的社区发展而言，中央及地区政府继续提供广泛的激励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结语
空间设计与社区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碎片化的社会环境和居民对私人空间的维护会影响原本的设计、减少居民的交互，难以保证的社区基础设施条件，也会影响原有的设计目标。但是新城市主义确实在创造公共空间和促进多样化服务方面为人们创造了共享生活、建立联系和社区意识的机会。
在社区多样性方面，首先，新城市主义更多符合于英美中产阶级审美，使其设计并不能反映其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倾向于与具有同样文化价值的群体居住的趋势，是新城市主义所要直面的问题。其次，新城市主义由于其富有吸引力的设计、良好的交通连接、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最终导致了房价的增高，降低了贫困家庭负担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社区很可能最终由中产阶级主导。因此，为了实现居民在社会经济上的多样化，需要更多的相关政策增加可负担住房的供应。因此，在对新城市主义及其相关设计方式借鉴的同时，需要对设计模式下的价值达成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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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董心悦，曼彻斯特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硕士研究生，《城市中国》第四期海外观察员
文/董心悦 编辑/丁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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